我国自清末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官制改革以来，在行政组织规定的权限上也有种种探索。

对应上述算法概念，行政机关使用的算法可被称为行政算法。至于如何理解重要，有学者提出应结合制定主体层级高低、内容涉及面是否广泛、涉及事项是否重大等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可以将对算法的合法性审查嵌入到现有的审查机制中，从制定程序和内容两方面确保算法的合法性。第一，算法本身可能存在技术性错误同时，在算法的支配下，公民更容易陷入集体性的数字无意识(Digital Unconscious)状态，从而沦为被算法调控的客体。[5]从此，自动化行政跃升为行政法学科普遍使用的学理概念，指向大部分或者全部行政活动由机器完成的行政现象。[24]正如评分机制的引入使权力与算法紧密结合，算法行政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运作方式解决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大规模数字社会的管理问题。

[38]但我国的行政规定更多的是由于法不够用、法不实用、法不能用的现实困境而被制定出的，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主要依据而存在。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确保算法结论客观性的同时又避免出现信息茧房的不良效应？在算法制定层面，该问题的解决或可指向算法对数据利用的模型以及被调用的数据本身。[15]真经大典式的成文宪法在国家层面毕竟只有二百多年历史，为什么呢？单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成文宪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转折或飞跃，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建构主义的胜利。

两大提案是社会生命力的活水，也可能是掩埋社会的祸水。不妨说，本文是对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文字的知识说明和理论论证。[6]Tocqueville, Oeuvres Completes, i.166，167.转引自A. V. Dicey, Introductio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8th ed. London: Mcmillan 1915， p.cxxxix。凯尔森提出此区分的背景是要把传统所理解的国家职能（立法、行政、司法）化解为法的创设职能，延续其国家是法秩序的命题。

然而，绝对主权论者不给根本法留什么空间，主张主权者不受（实定）法律约束。 注释:[1]参见〔法〕伊夫·夏尔·扎尔卡：《权力的形式》，赵靓、杨嘉彦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150页。

如果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根本法。成文立宪主义者虽然相信理性建构，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之，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构成方式。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单纯的法律哲学转向法律——政治哲学，到政治权力话语中去发掘建构宪法话语逻辑的资源。本文不探讨其它形式的制宪权，比如君主制下的制宪权，是因为一来代表制民主是探讨制宪权的理想场域，二来君主制及其他体制之所以要立宪也是因为存在代表制的压力。

②宪法表示制宪权主体是完全建构的（well-constituted），而基本法可以侧重组织功能，淡化制宪权。这里，主权者和臣民同为人民，是人民的两种身份、两种心态。我们找到一个用革命方式而变成有效的宪法，即，要么通过违背先前宪法，要么该宪法覆盖的领土从前不属于任何宪法及以之为基础的国家法律秩序的效力范围。[10]转引自〔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应该说，因为根本法是根本的，所以不能违背或被摧毁。

异常方式就是委托除立法机关以外的一个机关予以审查废除。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声称，代表制民主不仅不是民主的赝品和堕落，反倒是是民主的高级版。

然而，宪法由何而来？凭什么以人民的口吻言说？怎样的宪法才能有效地控制代表者呢？（四）最后的人民集会：从社会契约到神圣宪法的逻辑驿站为了论证宪法从何而来，为什么是有效力的以及缘何具有权威，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但事实上，在实践中这部宪法越来越具有持久性，在这个意义上也表明自己还是一部宪法[27]。为什么一转向代表制民主就修改了卢梭的社会契约条款呢？这是因为人民不能直接地经常出场，怎么能毫无保留地授权一个代表来行使全权呢？为了防止代表堕落为暴君，就必须划定一个个人自由的范围，对政府而言也就是一个禁区。第一，制宪行为、缔结服从契约紧随社会契约之后发生，这和卢梭的创设政府的复合行为一样。他从好宪法的五个标准出发进行比较[19]：1.好宪法的原则应该显易而确定，免于怀疑和质疑。②更确切地说，宪法具有一种特殊的法律形式，即真经大典（canonical master-text）[9]。

法的实在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是为人的行为所创造和废除的，因而是不以道德的和类似的规范体系为转移的。主权的缺失导致这样的宪法不具有正当性，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在有效控制区之内的法律效力，不过超出其实力范围的效力主张则完全无效。

人民制宪权是人民主权的应用，而人民主权不是一个空洞的逻辑预设，它可以也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具有基础规范所不具备的道德感召力，为宪法成为公民宗教奠定了基础。于是，政治体的精神结构演化为：【主权者】——政府（代表）——臣民。

基础规范首先安设一个创设法的机构，此时，基础规范可被称为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8]同上，p. cxliii ～ cxliv。

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或者由代表机构选举产生政府，政府对人民负责或者通过代表机构最终对人民负责。它并不是象实在法律规范那样由一个法律行为以一定方式创造的，所以才有效力。理由是，宪法对立法程序或内容有直接规定。可是，政府凭什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表？主权者人民同意了吗？通过选举程序？可谁决定选举可以产生代表的？卢梭发布过禁令，主权决不能被代表。

成文宪法修改困难，但可以用选票替代战斗（ballot vs. battle）。那么，宪法以什么壮举而成型呢？有人或说是制宪会议嘛。

为此目的，人民委派特别代表组成专门的制宪团体，该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47]前注[10]，〔德〕卡尔·施米特书，第12～13页。

政治代表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机制选择出来的贤能之辈，借助它们的德性、知识和理性，社会纷繁复杂、谬误与真理混杂在一起的个人意见得以综合提炼，社会的公共利益被发现，最后形成公意。1945年，基本法的概念从传统语境中被抽离出来，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或许可以把制宪权和基础规范分别比喻为一经一纬，经线发出的信号是我们要制宪，纬线发出的信号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或如凯尔森所言，一个人应像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3]。[7]同上，A. V. Dicey书，p. cxli。由此就引出他的层级秩序理论。第二部分进入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体系探寻基础规范对宪法效力的解释，发现基础规范仅仅在形式逻辑上预定了宪法的效力，并未证立宪法效力的根据。

至于制宪权的变迁，特别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制宪权，只有留待以后专门论述了。因为社会和国家已经结成，人民共同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活。

[17]第一个命题即他在《主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自然宪法（natural constitution）命题[18]，这个宪法在中文里叫做构成方式比较准确。形式意义的宪法是一个庄严的文件，如果有一种宪法形式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将宪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区分开来。

如果革命成功了，新的秩序有实效的话，那么，这个秩序就被认为是一个有效力的秩序。（二）从社会契约到神圣宪法为什么宪法是法律，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我们要制宪是主权者人民最后的诏令，宪法是具体创设代表机制的文件，是一切代表权的总源头。